党史上危及中央的三大顶级叛徒
中国革命是在极其严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下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中国革命历程中，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投机革命和意志薄弱的人，成为革命同志所不齿的叛徒。尤其令人痛惜的是，曾经有许多非常优秀的成员，包括高级领导人的牺牲，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而造成的。特别是当时中央高层向忠发、张国焘、顾顺章的叛变，直接危及党中央的安全，成为中共历史上危害最大的顶级叛徒。
1、向忠发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级别最高、职务最重要的，则莫过于向忠发。向忠发原是湖北的一名工人，发迹于工人运动，在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先后任中共武汉区执委会委员，中共湖北区执委会委员，湖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中共第六届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许多资料也称他是中共中央总书记。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中共领导人多系知识分子，中共党内为此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化”，向忠发从而阴错阳差地被推选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全党的工作重点已经开始转到苏区、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上去了，大批的干部和工人党员被先后送到各个红军根据地去。
向忠发原来所熟悉的城市工作，特别是工人运动的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削弱。更有甚者，四中全会的召开由于违反了党的几大工会系统党团干部的意愿，因而引起了强烈的反抗，先是以何孟雄为代表的25名重要干部在开会反对四中全会时，被人告密全部牺牲，接着又是以罗章龙为代表的一批工会干部另立中央，分庭抗礼。结果，包括上海在内的诸多城市工作及工会工作严重受损，从此几乎一蹶不振。
面对这种情况，向忠发再也鼓不起过去那种急于想成就一番大事业的雄心了。他的总书记固然并非完全虚置，但他可以考虑和可以用心去筹划的工作毕竟越来越少了。渐渐地，向忠发越来越消沉了。最后，他竟然不顾中共总书记形象，私用党的经费，住上了洋房，还养了小老婆，不仅违反了党的组织规定，而且失去了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品质。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旋即叛变。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的蒋介石。在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的情况下，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夺走了他的生命。
然而，在被国民党审讯时，与向忠发一同被捕的一个妓女尚能保持气节，坚决否认认识向忠发，而向忠发却在用刑之前就很快招供了中共的许多秘密情报。因此，当时深知此人品行的周恩来，曾怒斥向忠发“气节还不如一个妓女”。
2、张国焘
张国焘，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1916年入北京大学读书，五四运动中表现积极。1920年10月，参加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1932年前在中央机关工作。1932年进入鄂豫皖苏区，成为根据地事实上的领导者，曾大搞肃反运动杀害了曾中生、许继慎等一批红军根据地早期高级将领。
1932年10月带领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创建川陕根据地。1935年4月放弃川陕根据地开始长征。6月懋功会师后，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10月率部南下川康，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同年7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随后与红二、红四方面军一起北上，10月到达陕北。1937年3月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受到批判，同年9月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
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4月18日被开除党籍。不久加入军统从事反共特务活动。1941年起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度出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1948年6月在上海创办《创进》周刊，继续进行反共宣传。1948年11月，张国焘逃往台湾，因受到国民党冷遇，在1949年转赴香港。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总领事先后20余次拜访张国焘，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董必武、林伯渠、林彪、张闻天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有求必应，尽自己所知，以满足他们。
1968年，“文化大革命”一度波及到了香港。张国焘大为惊慌，作为一个共产党叛徒，他不知自己会遭到怎样的冲击。为躲避灾难，他决定远赴加拿大。1979年12月3日，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天气异常寒冷，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家养老院的病床上，张国焘忍在严寒的侵袭中客死异国他乡。
张国焘，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上的一位特殊人物，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13位代表之一，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另立“中央”与党中央分庭抗礼，最后投向国民党怀抱进行反共活动，成为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可耻叛徒。
3、顾顺章
中国革命历程中的叛徒，要说为危害程度最大的，则莫过于顾顺章。顾顺章原是上海的一名工人，1925年五卅运动时在罢工斗争中表现活跃，被接纳进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受党组织选派，与陈赓一起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年回到上海后不久，他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被上海市民代表推选为执行委员和上海市政府委员。当时，他担任工人武装纠察队总指挥，可谓声名鹊起。
“4.12”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整个国统区陷入血雨腥风之中。顾顺章奉命转移至武汉，从事党的秘密斗争，并负责制裁叛徒和特务。“八七”会议后，顾顺章在上海参与组织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担任行动科的负责人，率领“红队”打击叛徒和国民党特务，震慑了敌人，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中共在白区的损失。顾顺章也因此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然而，正如向忠发一样，顾顺章出入于鱼龙混杂的上海滩，帮派习气浓厚，在本质上有问题，同时又居功自傲，并且经常利用自己职务的特殊性，日渐腐败。因此也引起了周恩来和陈赓等人的担心。果然，不久后他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返回途中在武汉被叛徒认出，随即被捕，当场叛变，要求面见蒋介石，供出中共机密。幸亏当时已成功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内部的钱壮飞及时获取了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情报，并抢在国民党特务动手之前及时通知了上海的中共中央，才使中共中央机关及江苏省委未被破坏，周恩来等主要领导人也得以幸免于难。但顾顺章供出了监狱中化名王作霖的恽代英，致使恽代英在南京雨花台惨遭国民党残酷杀害。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和森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一份通缉令，这也是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下达的通缉令。这份通缉令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特通令各级苏维埃政府，红军和各地赤卫队，并通告全国工农劳苦群众：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别发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当时，周恩来和陈云当机立断，立即召集相关人员紧急开会，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周恩来还曾亲自指挥在上海开展对顾顺章的“锄奸”行动。但是，由于顾顺章狡猾成性，每一次对他的追杀都被他侥幸逃脱了。后来，顾顺章因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国民党特务组织中统和军统之间，结果犯了大忌，受到冷落。不甘寂寞的顾顺章又企图组建所谓“新共产党”，被蒋介石获知后秘密处死。
据说，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土遁术”。为此，临刑前特意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机会主义策动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致使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农村的革命斗争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