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总有人痛心疾首地批评商业文明，认为它导致世人沉醉于物质享受而迷失自我，他们开出的一剂药方，就是学习甘地好榜样。朝圣者们，浩荡奔赴印度的各种精神修炼所，领略神秘的印度文化和甘地的心灵鸡汤，再回国发扬光大。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领域的问题不管有多么复杂和专业，探索者一概以甘地语录自勉，在咀嚼大师智慧的同时被反复感动。

    1925年到1932年期间，威廉·夏伊勒任《芝加哥论坛报》记者，负责欧洲、近东、印度的报道。他同情印度独立运动，与甘地交好，近半个世纪后，出版了一本对甘地的近距离观察细录。来自西方的眼睛，在东方的圣者身上，看到了不少荒诞与难以理喻。

    甘地头上的光环，是远距离观察者想象的结果。事实上，甘地身上的抽象理念和浪漫精神，并未受到印度精英阶层的多少青睐。鉴于甘地所拥有的道义资源，他们一边不得不打着甘地的旗号，一边做着与甘地的构想相悖的事。若理性观察印度之现代化转型，却又不得不幸庆没有照听甘地的话，而是跟着尼赫鲁、安培多伽尔的路线走，印度才能有今日的崛起。
那么，甘地是救心丸，还是迷魂汤？

    留英回来的甘地，对如何构建现代国家的看法完全是不合时宜。《印度自治》一书 阐述了他的建国和施政理念，不仅雷倒了夏伊勒这个外来者，也让国大党的其他领袖不以为然。夏伊勒回忆，作为接班人的尼赫鲁多次公开表达对甘地的恼怒，老头子又犯糊涂、又在装神弄鬼。

    甘地对印度传统文化充满自豪感，赋予了至高无上的道德优越性，同时蔑视现代化。根据甘地的设想，现代文明的实质即西方文明是邪恶的，一个理想的印度大陆不应该有铁路 、工厂、军队等产物，医生和律师人数要尽可能少。与红色高棉的看法一样，城镇生活意味腐化，唯有乡村才是神圣的。三亿国民靠着非暴力、求真理这般抽象概念就能过上幸福生活，还能拯救堕落的西方人。

    非暴力精神并非甘地独创，而是来自印度教、耆那教。出身于刹帝利的甘地，身体力行地倡导取消贱民制，却希望保留剥夺人平等的种姓制，他认为职业传承能使人安分守旧。这自然让夏伊勒吃惊。幸好，在精神领袖甘地之外，有一位负责实务的政治领袖尼赫鲁，以及贱民领袖安培多伽尔。后者是首任司法部长、宪法起草人。三驾马车一起领导、影响了印度独立和建国。

    奠定建国方针的尼赫鲁，跟安培多伽尔站在一起，抗拒了甘地追随者要求建立村社统治制度，抛弃文官制、英式议会制、工业化的乌托邦诉求，他建立了一个世俗化的国家。甘地眼中代表美德的苦行僧和乞丐，在尼赫鲁心目中是“大部分人毫无用处，他们只会欺骗他人，靠不劳而获得来的施舍来维持生活。”

    所以一句话概括，甘地的局限性在于他对现代化的抗拒，如鸵鸟将头埋进沙子。在私德上，苦行僧、清教徒形象的甘地被人批评是愚蠢和荒淫。甘地为了他的非暴力信仰，认定皮下注射是暴力行为，拒绝让急性支气管炎发作的妻子注射青霉素，妻子遂病亡。父亲弥留之际，他贪图床榻之乐而错过了父亲断气的一刻，便终生自责不休，36岁时未与妻子商量就开始禁欲。晚年甘地宣称为了考验自己的禁欲毅力，与年轻貌美的多名女子裸身同寝，有一位还是侄孙之妻。双方都宣称没有发生任何事，但瓜田李下，任何人都感到匪夷所思。

    甘地为远离罪恶而食素，食物仍要经过仔细筛选和精心制作。他穿的手工纺织的土布衣服，未必比工业化产品便宜。同时，身边簇拥众多的秘书和女仆，算上修行地的开销，都靠商人的慷慨资助。曾在他身边服务过的一个人说：“让甘地生活在贫困中花费了不少金钱。”

    甘地的成功：不可复制，甘地的非暴力抗争何以能成功？惟一的决定性因素，他所面对的是什么敌人。很幸运，甘地的对手是有宽容、公正制度的英国，这就足够了，其余的一切成功因素都是为了英国而配合的。

    乔治·奥威尔曾以苏联为例，指出唯有英国治下才能产生甘地，这需要新闻自由和集会权利保障群众运动的形成，进而吸引外界注意。而苏联版的甘地会在半夜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带走，从此人世蒸发。其实，仅换在法国殖民地，等待甘地的必将是长年囚禁或者断头台。
尽管甘地多次入狱，但都受到了当局的文明对待，在狱中有特权，更未受皮肉之苦和思想改造。自始至终，甘地都享受到基本权利，他始终是西方新闻界的宠儿，英国大众对他也是宽容的，即便是因他抵制进口服装而失业的工人。

    1931年，夏伊勒全程陪同了甘地的英国之行，近距离见证甘地受到的待遇。火车一到伦敦，就有数千名支持者来欢迎他，印度事务部的官员给他当司机，汽车刚到旅馆，即发现几百人伫立雨中等候，旅馆大厅里更是聚集了来自议会、政府、国王、教会、工会、新闻界的1500多人。除了在圆桌会上自由辩论外，他会见了从议员到纺织工人的各界人士，甚至以恢复棉布贸易来煽动英国工人向政府施压支持他。

    在印度，甘地在内的国大党一直与英国保持亲密关系，随时和总督进行亲切交流，夫人们则和总督夫人对应联谊。两位英国法的律师甘地和尼赫鲁在骨子里都是热爱英国的，不列颠空战时，甘地说他为圣保罗大教堂遭到轰炸而感到极度悲哀；尼赫鲁在监狱囚室里保存着母校哈罗公学的照片，更何况他是费边社的铁杆粉丝。

    内因上，甘地有极高的表演天赋。赤裸上身，腰上系一块土布，坐在一架小纺车面前，素食、禁欲、静修，他用东方元素装扮一身。在信息传播尚不够便捷的时代，遥远、神秘的东方大陆上所有一切事物都能吸引西方人。当西方看到一个风俗习惯、生理习性与自己不同迥异的东方人居然也能将普世价值参杂着玄学出口成章，当然是大为惊讶和欣喜。他还可以穿着缠腰布去见英皇乔治五世，在会议上能突然中断讨论，兀自做让英国人陌生的祈祷，高唱《薄伽梵歌》。

    同时，甘地善于利用媒体，夏伊勒一接触甘地就意识到。除了使甘地个人在媒体上大放异彩外，每一次非暴力行动都会由媒体来放大效应，如著名的向食盐行军活动成为与新闻界互动的大狂欢，之后进占达拉萨那盐厂行动更是在美国1350家媒体上刊登。所以，历史学家保罗·约翰逊说得很刻薄：甘地的全部事业证明了英国统治并非压迫性统治，他只能在英国自由主义的保护下兴风作浪。

    政治一向是力量的博弈，并非谁占据道义制高点、谁能自我感动就可以所向披靡，甘地即给人这种误解。其实，除了英国的撤出之外，印度实在没有获得独立的方式。退而求其次，印度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并不只有广为人知的甘地，它有很多同等重要的关键词：国大党、穆斯林同盟、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印度政府法案、1937年选举……

    1935年的印度政府法案，实施了省自治。1937年的省立法会议选举进一步完善省自治，不过加速了印度教和穆斯林的破裂。尤为重要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印度都坚定站在英国一边，军人浴血奋战，后方有更多人从事军需生产。尤其是在日军的东南亚攻势达到巅峰时，激进的国大党领袖昌德拉·鲍斯一气之下投靠轴心国，从印度战俘里拉起一支“伪军”，但在印帕尔战役中一蹶不振。有鲍斯、昂山这类带路党作参照，虽然甘地会时不时发动静坐示威类的群众运动，并向印度人和中国人灌输“非暴力”同化日本人的谬论，但他在原则上的正确站队，让英国很领情。这才是甘地政治智慧中难得的闪亮点。

    印度独立的同时，是印巴分治，这时期空气中弥漫着种族屠杀的血腥味。甘地对此手足无措，再次祭起只会对英国有效的法器——绝食，尽管他信誓旦旦说非暴力绝不会导致丢命，但对政治认知和实践上的无知和自负，导致自己也成为上百万牺牲者中一员。一个激进的印度教徒枪杀了他，幸好凶手不是穆斯林，否则甘地之死将成为更大规模屠杀的催化剂。

    甘地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他是印度的立国精神之本，本土精神资源之一。许多人原封不动地继承他的教诲，甘守贫穷；也有人将遗产提炼出“坚持原则、自我反省、劝人向善”这类修身养性的内容来吸纳。不过在民间，边疆的分离主义势力、纳萨尔武装分子、宗教仇杀以及种姓间的私刑从没消停过。如今的印度政府在面对有人效仿甘地绝食抗议时，会以强制鼻饲对付。

    很多人写到甘地的时候，都引用爱因斯坦的话：“后世的子孙也许很难相信，历史上竟走过这样衣服血肉之躯。”保罗·约翰逊解释了时势何以造英雄：“甘地的怪癖对一个尊崇灵异的国家非常合适，但是他的主张对印度问题和印度的未来没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