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变时明朝军备怎么样

自明成祖北伐之后，明朝的北部边防趋于平稳，明宣宗巡逻并缩边无意北征，而瓦剌忙着统一诸部也已无重大的军事冲突，对于瓦剌鞑靼探马的侵犯，仁宣也是能忍即忍，宣德初年清平伯吴成等守兴和卫，日事田猎，而忽守备。虏伺其出乘虗入城，掠其妻孥以去。到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英宗亲征之前，明英宗北伐针对北方的大规模用兵也不过三四次而已。仁宣长时间的缩边，带来的最直观后果，便是边境兵备废弛。

王毓铨先生在《明代的屯田》一文中列举了许多屯田失额的原因，例如达官权贵的占夺欺隐盗卖、田土的抛荒、水土流失等等，并认为“造成军屯土地丧失的事实虽然有好多项，其中最主要的应该就是屯田的欺隐和占夺”。在分析明代流民时已有所提及。这些兼并的权门，多是在当地军镇镇守的高级武将。而军屯破坏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屯垦的士兵被其他各种差役所占，无暇耕种，导致田土抛荒，子粒无收。如宣德八年年末，山东巡按张聪至辽东巡视回后发现，130人的军额只剩下了老弱5人，缺额率高达96%。领军军官却只能以一句“俱有差遣”支吾了事，实在是令人无奈。

而连山海关这样重要关卡，都只有五六人驻守，便可知道，当时整个辽东私役之风有多么严重了。其二，随着屯田、军士的双双失额，另一样急剧下降的就是将领的素质。太祖成祖皆以武功起家，手下名将济济，但宣德之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将领们便逐渐腐败疲软起来。上文已涉及到将领们兼并土地、私役士卒、贪污克扣等恶行，而在这种贪污腐化的风气带动下，军队的战斗力也受到了严重影响。在外的将官贪污残暴，在内的将官玩暍疲软，整个风气十分颓唐。而在永乐年间对于洪武以及靖难勋贵的子弟，朱棣会严格加以考核有没有世袭的能力，以保持战斗力：我皇祖于军职。虽行世袭之制。实寓考选之典。故后之有功者。可以升授。而不才者可以汰减。万世不易之法也……永乐六年下令：比试一次不中者、发开平；再试不中者发交趾；三试不中者烟瘴地面俱充军、别选子弟袭职永乐十年复旧制：再比不中，仍令食半俸，优一次比试矣三试不中者，发充军。

所谓演戏上要脸，战场上要命，至正统时，侯伯勋贵26人，18人乃从英宗亲征之人。其中从未上过战场的为15人，已超过了一半，死于此役的共14人，其中未上过战场的为8人，可见这一支亲征的队伍，军事素质有多么薄弱。分析这两类人员的组成，上过战场、威名赫赫的，如英国公张辅，已是多年未碰弓马的老人。而在外带兵多年的，如陈怀、王贵、顾兴祖之流，却又是兼并土地、私役军士、贪婪无行的兵油子，一打起仗来便庸庸碌碌，一窍不通。而未上过战场的，多半是“勋二代”、“勋三代”，比如袭爵不过几年的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遂安伯陈埙等人。他们年轻气盛，仗着祖荫掌管五府事务，顶着侯、伯、都督的光环，其实毫无军事素质可言。他们在《实录》中留下的痕迹，不是“偷惰不奉诏习骑射”，就是“不朝”。

早在正统四年，御史陈智便抨击这些人“逢迎赌博之相师，醉醲饱鲜之是尚，忽军旅之事而不修，玩祖父之功而不恤。万一有警，岂能运筹策奋，威武为朝廷建功立业乎”可谓一语中的。爬索实录中北方各镇镇守的表现，军事素质低下、能力平庸、生活腐化、擅阉幼童、军纪涣散、谎报大捷、杀良冒功、士气颓靡、擅自割地等等。其中可以充分展现出明军的特征：主帅号令不一、心胸狭窄、应变无能，军风怯懦颓怠、军纪涣散，私心自用。开国不过五六十年，军队已涣散到这种程度，可见衰败之速。杨洪上司是以贪婪懦弱出名的都督佥事李谦。此人素来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做人准则，每当杨洪准备派人出塞作战时，李谦就在旁边冷笑着说：“敌可尽乎，徒杀吾人耳。”以奋六世余烈及明清帝国比较衡量，明太祖北征、清太祖北征；建文新政、清太宗北伐；明成祖北伐、清世祖北伐；朱高炽戏事、清圣祖北伐；明宣宗朱瞻基相当处于清世宗平定和硕特部之战的阶段，但朱高炽及“好圣孙”并没有较为出彩的表现。而后的明英宗北伐相当于清朝康熙、雍正放弃北疆后，乾隆直接发动平定准噶尔部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