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战大后方：蒋介石为何选四川而不是陕西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始于1937年7月7日那个午夜。对中国人民来说，这既是一场空前浩劫，也是一个转折，它改变了一百年来中华民族备受欺侮的历史。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抗战中，这个曾经无比辉煌的民族终于再一次以强者姿态站立在世界面前。
战争爆发的那一刻，人们对这样的结果还没有预知。在距北京1500公里远的西南重庆，人们还在安然享受这个和煦的夏夜，四个月后，这里将成为中国人民抗战大后方，并在之后的八年里，成为全国人民抗战的精神砥柱，支撑整个民族的抗战希望。可以说，没有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中国的抗战历史将会是另一种走向。
1、战略
从抗日战争的前后演进来看，西南大后方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它的形成，与中国抗战的方略、现实条件、战局进展密切关联。事实上，对中日之战的爆发，国人早有预料。1922年，军事理论家蒋百里根据对当时中国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国家的军事态势的分析，指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他还在其着述中明确指出，开战之后，中国应采取持久战方针，在中西部地区构筑防线。他说，“中国有地大、人众的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
这是国人对中日战争的较早认识。蒋百里的观点被国民党高层接纳，并被李宗仁发展为指导国民政府抗战的“焦土抗战”政策。所谓“焦土抗战”，李宗仁曾撰文阐述，一是指“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作殊死之抗战”的政治方针和决心;二是指采取游击战、运动战、坚壁清野相结合的持久战、消耗战，而非速决战。蒋介石也在诸多场合表示，中日开战后，要想求取胜利，中国军队只能采取“积小胜而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方略。
如此，在战争爆发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确立了对日抗战所采取的方针战略。但持久战的进行，需要具备安全稳固，可以为战争消耗提供支持的坚强后方。尽管抗战方针早已确立，但国民政府在选择后方基地问题上却颇多转折。由于历史等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多集中于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些区域也是国外势力渗透最多的所在。一旦战事发生，这些城市将最先受到威胁。因此，民国政府西移势在必行，最初，选择的目标被设定为西北区域。
2、西北
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近在咫尺的南京政府被迫迁都洛阳办公，直至年底才迁回。期间，国民政府于洛阳召开了一次有关时局的国难会议。会议讨论了以西北为未来长期反抗根据地的问题。随后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提议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案》，提案称，“陪都之设定，在历史地理及国家将来需要上，终以长安为宜，请定名为西京”，拟议退守西北并以之作为长期反抗的根据地。
以西北为国家战略后方，是国民党中央早已有之的构想，在孙中山早年便已提出。蒋介石也曾于北伐战争期间提出，革命政府应该“视西北的陕、甘、察、绥和西南的桂林、成都”为根据地，认为“中国革命发展之途径，当由西南延长至西北，据此大陆，以与帝国主义者在东南沿海、沿江、沿铁路而至之侵略形势相抗拒，造成中国大革命之决战场”。
在三十年代初，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的构想是，一旦华东地区战事扩大，政府将退守西北与中原。为了建设西北后方，国民党中央很快成立了西京筹备委员会，以专门的组织力量对陪都西京的建设作了若干筹划，对整个西北地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全国经济委员会还设立了西北办事处，侧重从事西北的交通水利等建设。
但因为蒋介石当时忙于“剿共大业”，所以对西北的建设规模也极为有限。事实上，此时的蒋介石对日本仍然采取妥协退让政策。甚至到1935年11月，蒋介石仍在对外关系演说中表示：“和平未到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介石的这种态度，源于在他对中日力量悬殊的对比认识基础上，他认为中国军力远差于日本，战必败。这种心态直到大西南确立为抗战大后方时才有些微转变。
3、选择
对于以西北为后方，当时国中人士意见并不统一。如蒋百里在1935年主张应以湖南作为中国国防建设的中心地带，而地质学家丁文江则认为“乌克兰”在华北，“湖南、江西、四川是我们的乌拉尔——古士奈茨克，云贵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
即使是蒋介石，在1935年以前，其以西北为抗战大后方的想法也并未完全成熟。尽管在他心目中，西北是当之无愧的国防战略要地，且是复兴民族的精神源泉，但其资源的相对匮乏也限制了其作为大后方的条件。
以抗战大后方的标准，对西南和西北的进行对比，可以发现西南是具有很多优势的。从地理环境看，西南地区群山环抱，尤其是针对日军可能来犯的东、北方，更是群山巍峨，地形复杂，不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与展开。实际上，抗战八年期间，除空袭外，日军从未真正对四川构成直接威胁;从经济环境来看，自古就有“天府”之称的四川明显优于西北，足以支撑战局;从交通与国际交往的因素来看，西南地区向北可联接苏联;西及西南可通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当时均属英法殖民地，便于与外界沟通，获得盟国支援，尤其是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后，中国沿海各地港口均落敌手，国民政府与外界的海路联系全部中断，大西南与外界的陆路联系成为当时唯一通向世界的门户。此后的滇缅公路、驼峰航线的相继开通，均证明了西南与外界交往的重要地位。
尽管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地区是抗战大后方的更理想选择，但直到1935年之前，国民政府并没有把它真正列入实质性的考虑之中。因为此时的西南地区还不在国民政府的掌控之中。而这种状况在1935年发生了彻底转变。
4、统一
1935年3月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身系玄色斗篷的蒋介石在宋美龄陪同下走下飞机悬梯，跟随其后的是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几位高级官员。四川“剿匪”总司令刘湘早已等候于福特飞机之外，此时的他内心复杂。他知道，蒋介石踏出飞机的那一刻，将是他失去对四川控制权的开始。
实际上，自辛亥革命之后，四川军阀派系林立，大小军阀各据防区，连年混战。因为山高水远，再加上忙于北伐与“剿共”，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中央势力始终被隔绝于巴蜀之外。
但就在半年前，这一局势开始发生变化。因为由陕南入川的红四方面军把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打得惨败，迫使其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同时又值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向西南挺进。这无疑为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一个绝佳机会。蒋介石曾对其幕僚说，“川、黔、滇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当，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事态的变化是按照蒋介石的预想演进的。他先是派遣全权代表自己的“参谋团”入川，又于1935年1月，派薛岳率中央军十余万人进入贵阳。如今，借“剿共”失利之机，蒋介石亲至重庆，并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在这半年时间里，蒋介石以吴忠信取代贵州军阀王家烈，从而掌控贵州;对云南军阀龙云，他以多方手段来怀柔拉拢;而对四川，蒋介石用力最多，控制最深。经过一系列的措施，西南尤其是四川结束了以往各自为政的局面，最终实现了“中央化”。
5、后方
1935年的西南之行对中国命运影响深远。蒋介石通过此行对川、滇、黔地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促使他最终做出决策，一旦抗争爆发，以四川为核心的西南诸省将作为国民政府抗战大后方。
这一年10月，在蒋介石即将离开四川前，他于成都接连作了两次讲演。在演讲中，他对四川的物产、地理、人民诸多称赞，认为四川“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他说：“……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最后，他明确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
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国民政府也着手开始对西南进行大规模开发建设，尤其是针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建设和交通设施，国民政府从1935年始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
1936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再次视察西南时，他已经感到满意，表示，“川、滇、黔三省施政成绩，现已有显着进步，至为欣慰……。”此时，以贵州为中心的湘黔线、黔桂线、川黔线和滇黔线公路网初步形成。为大西南作为抗战后方奠定了初步的基础。此时的蒋介石，也一改以往对日示弱的态度，讲道：“去年一年工夫，我们川、滇、黔三省毕竟统一，国家生命的基础得以稳定，……这是我们抗日的最大胜利。”并表示“决不签断送主权的条约”。
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8月13日，淞沪会战开始。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重庆宣言》，指出“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至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国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迁都重庆，标志着以四川为主的西南大后方最终形成。大批的人员、物资以及政府机关、工业企业、文教单位向西南迁移。在军事上，国民政府将大批部队集结在西南、西北地区，形成拱卫大西南的军事部署，以确保抗战后方的安全，使之成为真正的抗战堡垒。
西南大后方的最终确立也坚定了国民政府的抗日决心，1938年底，蒋介石两次重申要“以四川为最后根据地，北固陕西，南控滇、黔、桂诸省，稳扎稳打。同时促进国际变化，以求盟友。如此则日本一定多行不义必自毙。”最终，在西南大后方的支持与保证下，中华民族上下一心，最终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